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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宏:城里人张爱玲

2017年06月19日08:59 来源:《长江文艺》 宋家宏

经验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哪怕在大城市居住了半个多世纪,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乡下人。湘西的青山绿水风情民俗永远是他精神上的原乡,他的创作只有写到辰河两岸的故事才鲜活灵动起来,后来不能搞文学创作了,我想,他的梦,也还会是那辰河两岸的乡间往事。

张爱玲却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而且还是大都市人,在她的成长期,从未有过乡村经验,就连小城镇的经验也没有过,天津、上海、香港,就是她精神上的原乡。八岁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为《快乐村》,并为它绘制了多帧插画,包括了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还有屋顶花园,公共餐厅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小说虽半途而废,却显示这个只有大都市生活经验的八岁女孩的乡村梦想,完全是城市化的。

完全没有乡村、小城镇经验的中国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灿若晨星。卫慧等“70后”作家在九十年代登上文坛才有了纯粹的城市文学,此前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都有着自然的或者被迫的乡村经验。九十年代后中国的城市开始了爆炸式地快速发展,城市文明伴随着高楼大厦在粗暴地扩张。城市,不再仅仅是“罪恶的渊薮”,它还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充满希望的未来,生活其间的人们在惊慌失措中,小心翼翼又充满好奇地探索着新的生活方式。

张爱玲在大众读者中受到普遍的欢迎,正是1990年代以后,这一阅读热潮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70后”作家初登文坛,他们热情地拥抱城市,可是那粗糙的文字,放纵的情感表达,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大众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读到了当下的城市,却体验不到足够的艺术。恰在此时,学者推出了张爱玲,精致的文字,内敛含蓄的感情,平凡的人生故事,都是城里人常见的男人女人,恋爱婚姻,他们在不安稳中寻求人生的安稳,极具张力。读者普遍地喜欢上了张爱玲小说,进而对这个从天而降而又是从旧书堆里重新发现的作家萌发了兴趣。哦!人家不仅是城里人,还是贵族后裔。还有她那高品质缠绵悱恻而又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她的兴趣。从张爱玲的散文以及生平故事中,他们读到了一个城市的“小资”,从她的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以及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他们体会到了一个小资的“范儿”,而对张爱玲小说中所承载的浓重的人生悲剧意识却不甚了然。

我们也去看一下这个城里人的衣食住行,城里人的生活及其感受。

华服

女人天然地比男人更热衷于服饰,张爱玲尤甚,在现代作家中我不知道还有谁像张爱玲那样热衷于服饰的,即使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她也刻意求新,美服示人。

从小沉溺于用美服装扮自己,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在她与母亲短暂相处的岁月,最令她难忘的竟是仰望她母亲在穿衣镜前打扮自己,羡慕万分。之后,继母让她拣穿剩的衣服穿,让她感到憎恶与羞耻,穿在身上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了两个奖学金,觉得可以“放肆”一下了,而她的“放肆”是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

她恋衣成癖。在小说、散文里许多篇章都精细地写到衣着打扮,对文学作品如何描写衣着也特别在意,这些地方别的读者往往是一目而过,她却仔细地品鉴。不仅如此,她还专写过一篇可称为“文化大散文”奠基作的《更衣记》,追溯历代服饰之演变,以及时代变迁中,从衣着上体现出来的生命存在与心理脉动。都说张爱玲对“时代”、“社会”等大词不感兴趣,其实她是冷眼旁观,心知肚明,有明确的价值观。她从服饰的细枝末节看时代与社会,在描写古代服装时,没有一句对旧时代价值观的否定之语,我们却从她的描绘中感受到了旧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晚清至辛亥,被压抑千百年的人性开始得到解放,时装出现了,人的解放也反映在服装上,她从女人的“更衣”看到的是中国时代与社会深刻的变化。

她爱衣成痴。身处战争时期的上海张爱玲也不会忘了盛装待客,两位朋友来见她,她身着晚礼服,手镯项链,满头珠翠,盛妆待客。两位朋友以为她要接待什么重要客人,知趣地要走,她却说接待的正是眼前的两位——很熟悉的苏青与潘柳黛,让毫无准备的朋友窘迫无比。战乱之中,华服示人的机会并不多,好似衣锦而夜行,这让爱衣成痴的张爱玲情何以堪!这么急切地要以华服示人,不仅是享受衣着华服的快乐,更深层的思想在于战争期间得到的“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她要在不安稳中求安稳,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

她追求奇装异服。当她经济独立,即开始追求奇装异服给她带来的快乐。她穿着奇装异服到印刷所去,工人都停了工看她;穿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尤其喜欢老古董,祖母一辈的服装经她一穿,别有风味。她曾穿了拍成照片,加工而成做了散文集《流言》的封面。

她岂是一个“小资”,她是流着贵族血液的千金小姐,只有她才能如此沉迷于服饰。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虽已成往事,但毕竟是她的家族记忆,她在衰颓中追寻华丽,无力于时代与社会,只能痴迷于最贴身的“环境”——衣服,在服饰上找到了心灵的放恣与自由。

美食

城里人总是比乡下人在饮食方面更讲究,但也不一定能成为美食家,那需要物质生活的相对充裕,更要有生活的趣味。张爱玲是一位美食家,她把“吃”看作是最基本的生活艺术,从中可以看出其贵族后裔的种种心理遗存。

她的小说、散文里出现过许多咖啡馆,西菜馆,中餐馆,写过不少点心、菜肴,各种饮食。周作人写散文也喜欢谈吃,张爱玲对他却不屑,“他写来写去都是他故乡绍兴的几样最节俭清淡的菜,除了当地的笋,似乎也没什么特色。”周作人已是很重视生活趣味的人了,可是这位小康人家出生的文人哪里能与她相比?张爱玲晚年曾写过一篇《谈吃与画饼充饥》,满篇皆为中西美食,有回忆,有品味之后的点评,也有数十种吧?我没数。这篇文章与她年轻时写的《更衣记》有异曲同工之妙,《更衣记》是从女人服饰的变迁来映照历史与社会,人们审美心灵的演进,有历史的纵深感;《谈吃与画饼充饥》则是横向展开,从吃的方面谈各地不同的生活的艺术。两者皆视野宏阔,有大家气魄,虽然所写均为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之事。

张爱玲对美食的偏好,也来自于童年。从小爱吃甜的烂的,云片糕,松子糖。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背诗书背得好,会得到两块绿豆糕的奖励。张爱玲是相府后裔,在她童年时期,衣食是无忧的。张爱玲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加之她超乎常人的敏感,培养出了非常刁钻的味觉。八九岁时有一次吃鸡汤,她说“有药味。怪味道。”家里人都说没什么,一问厨子,果然在杀鸡前两三天喂过药。这样的“嘴刁”之极,曾让她洋洋得意。

但家族一天天的衰颓已是现实,她也曾有过经济的窘迫,钟鸣鼎食的盛况她没有经历过。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她笔下所写美食,并非“满汉全席”那样的大餐,数十种点心、茶肴、食品,均为平凡饮食,家常菜肴,街面上店铺中的点心、小吃。与真正的上流社会有了遥远的距离,却与“小资”们不谋而合,——花不了多少钱,玩的是情调与品位。

她又是一位在任何困境之中也不会丢掉品位和情调的千金小姐。香港沦陷,回到上海卖文为生,寄居于姑姑的公寓。够窘迫了吧?她向《紫罗兰》投稿,用稿之后为感谢主编周瘦鹃,举办了家庭茶会。这次待客,令周瘦鹃感叹不已,所备甜咸俱备的西点及其茶杯与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在她所写美食中,我们既看到一个千金小姐的品位,又可以看到她逐渐地融入市民社会的身影。洋面包、咖啡、冰淇淋是她的所爱,却也热衷于大饼油条,臭豆腐干,盐水花生。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她曾描述自己追着买豆干的滑稽情形。当然,草炉饼那样引车卖浆之徒的食物,她与她的姑姑还是吃不下去,受不了天天听到叫卖声的诱惑,买来一块尝了一点,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食味是一种回忆,漂泊中的张爱玲常常回忆青少年时期吃过的美食,见到同名的食物即兴奋起来,买来一吃却常常失望。老大昌的面包,她父亲爱吃的香肠卷,她都品尝了失望的滋味。没吃到的却保持了诗意的美好,写下来的文字也常常充满了诗意。她曾用诗意的文字描写过一种非常平常的菜肴“苋菜”,从中你不能体会到一种漂泊者的感伤之情吗?

公寓

这说的是张爱玲的居住环境。

她这一生不知搬了多少次家,尤其是到美国后,一度居无定所成为她的生活常态。但在她出国以前,居住环境还是相对稳定的。少女时期住在父亲的家,逃出父亲家以后与姑姑住,母亲回国也是住在姑姑处。赴香港上大学回来后,还是与姑姑住在一起。

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一栋民初式样的张家公馆里,两岁时又随父母迁居天津,住的是老宅子,八岁才又从天津迁回上海。他的父亲是位满清遗少,对居住环境的选择往往是死气沉沉的旧宅、弄堂,那才能与他的心境相吻合;她的姑姑和母亲虽然也出生于传统世家,却受西方思想影响较深,她们向往现代生活,居住选择的往往是洋房、公寓。父亲与姑姑、母亲在心理情感、价值观上实属冰炭难容,张爱玲在不同的居住环境中长大,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她的价值选择。

对父亲的家,她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她对父亲的一切都看不起,包括居住环境。在那屋里坐久了就有沉下去的感觉,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这代表了张爱玲对父亲所沉醉的旧式生活的基本感受,告别它是张爱玲的价值选择。但这并非全部,对这古旧的气氛,有时候她也喜欢,在鸦片的云雾中,翻阅小报,听父亲谈亲戚间的笑话。这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对母亲及姑姑的家她却是全部感情的认可。母亲从国外回来,他们搬到了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有钢琴,来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这就是张爱玲少女时期的对家的情感判断。她没有选择与父亲一起在那具有古墓的清凉的老宅子里沉下去,在与父亲的一次激烈冲突之后,投奔了母亲,她的母亲与她的姑姑一起住在一所公寓里。之前及此后,她更多的时间是住校。她已经入读圣玛丽亚女校,女校毕业考取了伦敦大学,因战争改入香港大学。战火摧毁了她的书桌,逃回上海,又与姑姑一起住在之前的公寓里。

住在公寓里,张爱玲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一篇《公寓生活记趣》把她的公寓生活写得妙趣横生。中国作家和读者习惯于乡村叙事,都市生活特别是高楼、公寓是没有诗意的,只有田园、山村才是诗意的,文学的。张爱玲欣赏的是城市的诗意城市的美,她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她在公寓生活里发现了趣味,发现了诗意。“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她从电车“克林,克赖,克赖,克赖!”的铃声里听到了它的疲惫,听到了它“回家”的愉快。她没有把电车看做机械的物,而是人,因而有了诗意。她认为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对人们心心念念的所谓和平宁静的乡村生活并不认可。夜深人静,在公寓里听到远处军营传来的细细的若有若无的喇叭声,于凄凉之外她还感到了恐惧,她的姑姑没有留心,她怕只有她一个人听见。当知道人海中也还是有另外的人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她竟兴奋起来。虽然她说过“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然而,人毕竟是人,爱独处的人也需要群居,也需要相知与相识,有共同的分享。

她在公寓里享受人生,在公寓里盛装待客,也在公寓里恋爱,也在公寓里开始写作,从最初的红遍上海,到名满天下。

路上

生长于都市,总要与舟车相伴。张爱玲又是一位自幼就出行较多的人,天津、上海、香港、美国,其间还有短暂的杭州、温州等地,都在她的散文中有过居留或者出行的文字,小说、散文中也有文字说到出行路上乘坐舟车的种种。

八岁前后她的快乐与哀伤都与父母的分分合合相关,舟车之上的情感也与此有关。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到了上海,坐在马车上,她是快乐的,海洋、船舱,上海大马路以及马车都给予她快乐,母亲就要回来了,她对从记事起就几乎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母亲充满着罗曼蒂克的爱。可是不久之后,父母激烈的争吵重新开始,她的心境也完全变了。“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做声,晚春的阳台上,接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这三轮的小脚踏车也许是她乘坐的最特殊的车了,在那个时代也只有张爱玲这样的人家才会有的快乐玩具,但张爱玲记下的却是惊恐不安、沉重、压抑和哀伤。

少年时期对她心灵的伤害不是来自物质的贫困,在她的父亲“坐吃”还未“山空”以前,张家的物质是丰裕的。张爱玲看电影都有小汽车接送,她的父亲有钱的时候常更换小汽车,张爱玲因此出行在路上也享受了那时少有的气派与豪华。小户人家出行在路上的艰难,张爱玲似乎从未体验过,她乘坐的至少也是黄包车。“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其实不是她的愚笨,而是用不着她去认路。

现代文学史上几位名家都写过关于人力车夫的诗歌、散文或小说,如鲁迅、胡适,张爱玲对人力的黄包车却没有特别的兴趣与感受。稍微年长,尤其是逃离父亲之后,张爱玲出行在路上乘坐更多的是都市里的电车,她对电车有特别的兴趣,散文、小说均有描写。“电车回家”,是她的独特感受。《有女同车》一文没有一点剪裁与润色,非常生动地记录了电车上两个洋装女人聊天的家长里短,感叹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乘黄包车是孤独的,电车却是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对张爱玲这个生活阅历并不十分丰富的作家来说,电车是她认识社会的一扇窗口。短篇小说《封锁》用战争期间最紧张的时刻──封锁,最狭小的空间──电车上,作为背景,展示人性中最脆弱的本性:渴望背叛既定生存状态、既定社会角色的欲望。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男女主人公展示了人的表象与本质的分离与冲突,使读者看到了人性中的丰富层面,看到了人的生存中的平凡与软弱。

她也曾借人坐在轰轰往前开的车上,来抒发她对时代与社会的感受。漫天的火光,轰轰往前开的车,人与车相比,非常渺小,从中所体验到人在时代变迁与压迫下的悲剧感,——这是苏青这类作家不会去体验的,也是把张爱玲当作“小资偶像”的读者不能理解的。

城里人张爱玲还在阳台上看月亮,街道上迎日落,站台下等雨停,卧室里听市声……,发现了诗意,写出了文学,这诗意属于现代,这文学属于城市。她丰富了我们数千年农耕文明培养起来的审美观,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