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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现代性批评的难度与进路

——由赵炳鑫《批评的现代性维度》说开去

2017年08月11日09:10 来源:《创作评谭》 牛学智

目前为止,赵炳鑫用力最勤也因此颇费心思的写作,仍然是文学批评。不过,稍有不同之处是,赵炳鑫的文学批评虽然多为具体的作家论和具体的作品论,但他的眼界和认识却始终是从大处着眼,即可说是把个案放在整体中来权衡。

这样一个基本批评步骤和运思特点,使人读他的文章,总会觉得所谈问题很近也很实。说他的批评很近,是说他的批评几乎很少有圈子化趣味,一般都是一些比较普遍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价值观问题;说他的批评很实,指的是他的批评视角不像我们通常所见的那些文学课堂教案式的或者纵评式的长文呆论,不管评论对象究竟怎样,总是摆出一副从头说起的架势,拉里拉杂,文学史常识不少,但文学新见却着实乏善可陈。有些时候,这些批评也好像是专门为文学的文学性来保驾护航的,不管外面发生多大变化,它们总是一副胜似闲庭信步的姿态,遮上署名你甚至读不出来到底是古人所写还是时人所为。赵炳鑫总能把冗长的问题史,巧妙地拦腰截断,把繁复混杂的知识,果断地删繁就简,然后从要害处打入敌人内部,搅得鸡犬不宁,肠肠肚肚翻腾一遍,病源便历历如在目了。

当然,有说服力的批评,的确不是剔肉,也不应该是屠夫操刀的模样,即便那屠夫是庖丁,也绝非批评的至境。恰恰相反,如果所谓“犀利”之类用语构成今天所谓的好批评标准,只能说明今天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还很幼稚,也说明今天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关注者的思维也还没有完全脱离“文革”模式。我之所以说赵炳鑫的批评很近也很实,重要的区别正在这里。他并不是带着仇恨和怨怼之气来论评对象,他也没必要咬牙切齿来看待他的论评对象,因为在他的笔下,他的论评对象实际上是一个个有着深远关联性的基本思维问题和观念形态问题,而不是某个非得放倒在地或举之上天的特定个体,亦不是有利于一种政治立场迅速崛起的文学样式干掉另一种看起来政治上已经失势的文学样式的情绪宣泄和道德判决。这是最终他把他的文学批评价值观安排在现代性思想麾下的基本意图所决定的。

赵炳鑫是学西方哲学出身,几年前有《哲学深处的漫步》一书行世。过了没几年,他又接连出版了两部纯粹意义的文学批评论著,一部叫《孤独落地的的声音》,另一部叫《批评的现代性维度》。

现在,这三部书沉甸甸地搁在这里,它们构成了怎样一个批评流程呢?

熟悉赵炳鑫文学批评的读者,或许也会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现代性批评在他这里,究竟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它是难还是易,进路怎样?如果较深一层分析赵炳鑫的文学批评,或许能牵一发而动全局。我想,这恐怕也是赵炳鑫的初心,或者是他才能体会的苦恼吧!

作为批评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拜读完他的《孤独落地的的声音》,在承接《哲学深处的漫步》的前提下,我认为从哲学上讲,后一部书是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知识”“价值”“观念”的质疑和拷问,对我们不得不卷入其中的世俗趣味和流行价值的批判和审视。因此,《哲学深处的漫步》也就成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当下现实社会的“再启蒙”。到了《孤独落地的声音》,那种思辨的和再启蒙的诉求,终于具体化了。书中有声的“我”,不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个人经验载体的“我”,而是“我们”—无数云集在底层世界的无声的大众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或我们的“孤独”,既从基本的精神生活期许中来,又不仅仅是精神的孤儿;既是拖着一身疲惫的无数泥腿子,又不全是盲目任性的所谓大众。他们或我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正主体。他们或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这便是赵炳鑫所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被告知,这批人的孤独,其实是今天时代社会分层中处在最下层的人们,他们基本没有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他们在情感、道德、伦理领域的困境,虽然往往被知识分子话语打扮得像是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然而实际上,这些情感话语、道德伦理话语、文化话语、文学话语无不产生于中国的“儒宗”体系。这样一来,孤独名下的灵魂、拯救、忏悔、信仰等归属和归宿问题,其实被转化成了个人修为问题。

到此为止,赵炳鑫告诉我们,他所凸显的孤独与今天时代真正需要重视的个体处境已经分道扬镳了。紧接着,他通过具体作家和作品论企图整合的尖锐社会文化问题,也与一般主流文学批评话语产生了巨大分歧。

那些寄身在高校必修课名下的起承转合和那些被主流媒体所眷顾的个人经验的华丽修辞,一再表明的是文学批评就该严守自己的学科属性而不越雷池半步,就该反复使一批作家和作品经常经典化从而告诉它的下一代读者:文学始终是、永远是“向内转”的产物,哪怕这个“向内转”仅仅止于个人经验,那也是文学的最大荣幸。“文学就是写自我”从此而获建构,“个人主义”也就从此被赋予了今天时代文学似乎不得不如此的哲学基础。

就我的体会而言,这个背景恐怕正是赵炳鑫重新进入现代性批评的价值诉求所在。第一,经过西方哲学的系统训练和对当代中国底层者“孤独”的谛听,他深感到了名义上的现代社会及其文化与主体性实际上在半封建化半宗法化之间的尴尬存在。这个时候,如果不从整体上再度唤醒文学的现代性意识,而一味去随物赋形写些不三不四的“心性论”,无异于对人本身的谋害,也无异于变成社会公害和噪声源。第二,经过“误读式”“过度阐释式”文本细读,他无非想给作家主体性和作品世界注入某种可谓超重思想负荷,期望论评对象在不断的流转和传阅中,让更多读者意识到现代性的必要性。从这一层面看,他对陈继明不厌其烦地跟踪,对漠月、火会亮、李进祥、邱新荣、薛青峰等作家不遗余力地褒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其明明之心,可见一斑。说老实话,他对这些作家的论评与这些作家作品实际成色之间,多少还存在某种话语不对称性—然而,这种不对称性,好像非如此不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赵炳鑫的评论是自觉的现代性思想批评,而他的论评对象却多半只提供了现代性意识,这充分说明,赵炳鑫不单是动用自觉的理论意识在批评,他还有着准确的直觉批评思维能力,而后者正好获得了现实的支持,这在他论评作家和作品的内在分裂中就能明显感觉到。第三,西方现代哲学即是西方现代民主社会文化的集中反映,它之于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本来存在一个从外部冲击到内部消化转化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濡化”问题。无奈之处是,这个“濡化”,现在正被一批话语权的执掌者所异化。诚如上面提到的那样,终极意义的“濡化”无疑应该指向现代社会机制的建立和人的现代化的重构。不巧的是,在一片“过剩的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声中,我们的现代性好像非但古已有之,而且大有过剩之势。殷海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第一次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我族中心主义”,宿命般又回来了。

面对强大的“我族中心主义”巨流,怎么办?我想这不只是赵炳鑫的难题,还是一个批评的普遍性难题吧!

正是从这一层面看过去,赵炳鑫的批评文本有时也暴露了一些内部分裂。比如,在文学批评本身最关键的逻辑节点处,为着推动个案与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他甚至不惜放弃文学批评的思想能量,反而向社会学、哲学求救。这不是说现代性文学批评不能借重现代社会学和现代哲学,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没有社会学现代性和思想现代性,就没有文学现代性。但是,在实践文学现代性的时候,毕竟首先需要文学自身的现代性能量来驱动和引擎,这才是自觉的文学现代性,它的世界里包蕴着社会现代性和思想现代性,而不是相反,这也是由文学首先是社会现实最直接最敏感的神经所决定的。还比如,在形式上,他的批评有时可能存在头重脚轻的比例失衡感。这不是说某一层次的作家和某一层次的作品难以支撑现代性思想,而是说无论哪一层次的作家和作品,如果要在批评家手里释放出他所要的东西,批评结构就有必要从常规的价值论转化成叙事论,如此,坏的作品可能马上会被批评家激活,成为上乘之作,而好的作品,也因锦上添花,而升为新经验。本人读过无数批评文本,但近年来印象至深者却并非出自职业批评家之手,而是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所开文学课系列文章之一的《﹤项链﹥里的契约精神》(载《钟山》2015年第7期)。这篇批评文章之所以好,就在于作者能从细微的叙事裂隙之间,看到某种已成常识的现代性习惯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化中,《项链》中的多处看起来很成问题的情节,比如被几代语文老师以“假如”这个似是而非的条件关联词,来激发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地方,在法国人和法国文化那里,却是不证自明的契约精神。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下,法国制度及其文化深处,即便小孩子,从骨子里都不会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也因此说,中国文化中《项链》的“破绽”,恰好是被法国人日常化了的现代性,而法国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却正成了中国文化寻求“创新”的地方。可见,在我们的语境中,被文人们反复论述的“现代性”,是多么地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因为毕飞宇对现代性有着更加切实的理解,《项链》这个作品虽然不大也不新,但批评却显得很大很新,实现了批评走向大众、走向打通各阶层之间人为制造的话语壁垒的文化认识功能。当然,放大一点来看,所谓中国现在是“过剩的现代性”,或者到了“反思现代性”的时候,抑或中国古代就有自己的现代性,无需参照别的现代性,于是搬出孔子的“形而上”、庄子的“超脱”等论调,有多么荒谬多么虚伪,也就一望而可知了。

回到赵炳鑫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赵炳鑫现在遭遇的现代性难题,实则是现代性批评的共同难题。而要突出这一难题的重围,概括来说,文本的历练和现代性思想的历练之外,我们或许亟需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我们能否自觉地在成熟的现代文化和成熟的现代性思想语境中,来谈论我们共同关注的文学问题和文化问题。

其次,我们的文学人、批评人能否从经济主义价值框架中走出来,在意义世界里反观我们所遭遇的一切,并且能自觉追问造成如此境遇的根源问题。

第三,我们能否形成价值共同体,从而在基本共识中缔造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问题。这关系到虽然不可能废除中国古典审美、中国传统文论范式,但现代性中国审美、现代性中国思想,毕竟已经是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含当代)的神经枢纽,早一点共识多一些这样的批评家,异化可能就会少一些,其长期停滞的现状也就会早一点结束。

尽管如此,在宁夏乃至西北这样的文化边陲,有赵炳鑫这样有着自觉现代性意识和理论的文学批评家,着实也不多。他的出现,无疑提升了西部批评的境界,给西部一味传统主义、地方和少数族群知识批评的单一色调涂上了别样颜料,显得扎眼而质地凌厉。

[作者单位:宁夏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