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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我与宗璞大姐的交往

2017年12月07日08:23 来源:作家文摘 刘心武

宗璞与父亲冯友兰

我写过的最多的一位作家应该是宗璞,长文短文,乃至于干脆连文带画一起拿去发表。我写大姐的文章她都看,都有回应,也曾提出意见,但总的来说,她读后都是高兴的。

拣出一封大姐1982年12月19日给我的来信,其中开头一段是:

心武贤弟:

长篇会上匆匆一会,现已过了快一个月,已是青阳逼岁除了。很愿你来谈谈,想来你也是忙极。令堂身体好些否?我过些时一定要来看望的。写得顺手吗?古人云: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我觉得这话真中肯,所以我们该知人心,写人心呵。

信中所说的“长篇会”,指那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那时茅盾还在世,他以作协主席身份主持了那个座谈会。那时候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相继繁荣起来,但是还缺乏新的长篇小说,因此开个会促进一下。那时候我和宗璞都还只尝试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创作,都还没有写出长篇小说。当然,宗璞大姐不但年龄比我大,写作资历也比我长而且早有建树,她1956年写出的短篇小说《红豆》是一朵奇葩,1957年的时候遭到批判,不过还算幸运,没划为“毒草”而定性为“莠草”。

接到宗璞大姐这封信以后不久,我就幸运地从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调到北京市文联,成了一个专业作家,直到1986年夏天又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才结束了专业作家的身份。北京市文联那时的负责人,要求专业作家报创作计划,对中青年作家要求比较严格,不但要求报出所拟创作的题材样式,还要求根据所报题材列出深入生活的具体打算。我那时报的是“北京城市居民生活题材”,要求文联开介绍信给当时的东四人民市场(原来叫隆福寺百货商场),我好拿着去联系,在商场里体验生活。

没想到我报出的创作计划令当时的文联主要领导不满。他绝对是个好人。完全是为了爱护我。他认为我那样年轻,不冲到工农兵第一线去,不去书写工厂、农村、战场的火热生活,却要深入闹市的商场,未免太那个。他对我创作计划的訾议,使我有些紧张。

好在那时王蒙不但兼着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也在北京市文联兼着领导职务,那位北京市文联主要领导便就商于王蒙,说你看刘心武报的竟是到百货商场去体验生活,希望他也能劝我还是改换计划,去工农兵一线为好。没想到王蒙的意见却是:城市市民生活也可以描写,百货商场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方面,心武既然有这样打算,就让他去尝试吧。这样我才拿到去往东四人民市场的介绍信,先由市场宣传科的人士接待,听取宏观介绍,再经他们牵线,结识了几位售货员、仓储员、司机,蒙他们不弃,得以逐步进入他们的家庭、邻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资源。在这个过程里,我跟宗璞大姐讲出我的初步构思,并告诉她已经开笔,所以她在来信里问:“写得顺手吗?”

我那时开写的,就是我的第一部长篇《钟鼓楼》。我那时就问宗璞大姐:“你构思的长篇小说是什么呢?何时开笔?”她笑说并非专业作家,毋庸报什么创作计划。大姐这封信里勖勉我“知人心,写人心”,在我创作《钟鼓楼》的过程里,成为我的座右铭。《钟鼓楼》里出场人物甚多,我每刻画一个,就努力去进入其“心思”。小说接近完成时,已经是1984年春天。在1985年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钟鼓楼》竟获了奖。

宗璞大姐1988年出版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第一部《南渡记》,2001年出版了第二部《东藏记》。《东藏记》出来以后,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一个研讨会。那时候我已处于赋闲的边缘状态,形成了我不参加任何会议的常态。但大姐给我来了电话,全然是没商量的语气:“心武你要来啊!”我只好赴会。那个研讨会主流、非主流去了很多人,我发完言就离席走了,也没跟大姐握别。到后来,《东藏记》获得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我以为是实至名归。2009年,大姐又推出了第三部《西征记》,她寄书给我后,通电话时要我将读后感“据实道来”,我便无遮拦地报告一番,她嘱咐:“你要写文章啊!”我很乐意,于是写出了文章发表。最近跟她通电话,问第四部《北归记》的进展,她目已眇,耳已背,更时时晕眩,却表示还在点滴推进。她虽然采取口授、助手打字的方式进行,但告诉我不能说成是在“口述小说”,还应该说是在写小说,因为思维完全是书卷式的,助手打完了,包括标点符号,她是要逐一细修细校的。她把《北归记》的主旨向我道出,令我震动。是大彻大悟的笔墨。

我和大姐都热爱《红楼梦》,但我们分歧甚大。《红楼梦》里她最喜欢的人物是薛宝琴。大姐对我的“秦学”、“揭秘”勉强可以接受,对我认同周汝昌先生那曹雪芹笔下黛玉结局为沉湖,却绝不苟同。红学所校注的一百二十回本子第三回回目后半句是“林黛玉抛父进京都”,大姐不止一次跟我议论说,黛玉对父母是十分孝顺的,怎么能忍心说她“抛父”呢?而且,她进京都,是父亲安排的,非要用“抛”字,也只能说是父亲将她抛往京都啊!人们都知道宗璞是大孝女,为维护父亲的名誉尊严,她曾不惜“硬碰硬”地去源头索求解释。一家出版社曾出她的小说选,慈父为她作序,我记得序里写到宗璞在清华求学时曾指挥歌队咏唱,头上戴顶法兰西帽,将手中小木棒一挥,歌声顿起,令为父的十分欣喜。但那家出版社却在付印前将那篇序紧急抽掉了,事前也不跟大姐打个招呼。后来汇寄稿费,却又并不寄到她所供职的外文所或她的居所,而是偏偏寄到北大哲学系写上她父亲的名字再转她。这些做法对大姐的伤害是很深的,她曾跟我叹息:“出这本书从头到尾都令人不快。”大姐和我谈起,我们都喟叹自己毕竟也还是“陋于知人心”。

跟宗璞大姐交往是可以完全不动脑筋,不设防,以童稚思维语言也无碍的。人性真的太深奥。我把“陋于知人心”作为这篇文章的题目,为的是激励自己在未尽生涯里继续修炼“知人心”这门艰深的功课。现在想想,有几个如宗璞这样的人,能包容我的错失、疏漏、失态,欣赏我的个性,这一世,也就不枉来过。